听父亲说，大伯一生时运不济，命运多舛。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天，吃了十几年公家饭的大伯，突然被戴上“反革命”的帽子，打回老家当了农民。期间，大妈在那年夏天上山砍柴，中暑后无钱医治去世了。他们惟一的女儿春华，六岁那年也因患麻疹无钱医治而死亡。八年后的某天，孑然一身的大伯正在地里干农活，突然接到平反通知。几天后，来了一辆小轿车，在家门口将大伯接到了省城他以前的工作单位。之后，直到退休，仍回到老家，终去时，捐尽所有积蓄和家当。亲人们按当地习俗将大伯土葬在当阳的山坡，那里有成片的杏树，是当年他栽种的。

　　在我记忆的海洋里，大伯真诚而和善。他矮矮的个子，穿戴得体干净，不像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倒像解放初期的下乡干部。

　　大伯不喝酒，喜欢抽烟，也不抽好烟。逢年过节，侄儿侄女们买些好烟孝敬他，他皱皱眉头说：“买这么贵的烟干啥，糟蹋钱！”于是，他把好烟收起来，放进木柜里，从春节放到端午，从端午放到中秋节，再放到过年。

　　大伯给庄稼操的心比给任何事情操的心还多。春天是大伯最繁忙却充满希望的季节，他起早贪黑在地里忙活。谷雨过后是立夏，小苗儿长出三五指高，最怕春旱不下雨。大旱一到，大伯急得一天往地里跑几趟，用手刨开浮土，看看有几指长，心疼地摸摸小苗儿，又焦急地瞅瞅老天，砸吧着嘴巴，一个人唠叨起来：“小苗儿长得这点儿高，哪能顶得住大旱，唉……”一副杞人忧天的神态。

　　大伯在村里承包过两年杏园。从春到夏在园子里侍弄杏树。搭个草棚，住在里边给杏树作伴。麦垄黄，杏儿熟。满树的杏儿黄里带红，鲜亮得透明，谁见了都馋得流口水。大伯见乡亲们在地里劳作歇下时，喊这个呼那个：“来吃杏子，能解渴呀！”于是，人们纷纷来到树下随便摘，美滋滋地吃，欢欢喜喜地把衣兜和裤兜胀得鼓鼓的。临走时夸一声：“这杏子真甜！”大伯听了很高兴，就像听人们夸他是个硬汉子一样。

　　大伯喜欢看戏、听渔鼓，只要听说邻村来了戏班子或渔鼓，总是高兴得像个孩子，乐得走路也哼着轻快的小曲儿。一个人早早地拎个小板凳，坐在戏台下等上好半天。看完戏或听完渔鼓回来逢人就问：“你看戏没？你听渔鼓没？唱得真好！个个都是好角色。”无论戏唱得好不好、渔鼓打得好不好，在大伯眼里一律都是好戏。若是讲起戏文和渔鼓来，他一场一场挨着讲，最后点评一句：“打渔鼓哩，唱戏哩，劝世哩，人活一世就是一场戏，你唱了个啥角色，后人要评说哩！”

    　大伯本是一个小小的草木之人，却如此看重人生。正是像他这样的无数个如蜂似蚁的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，名字就叫老百姓。